跟他父亲读过一段短时期的中文，10多岁就进了洋学堂。上了圣约翰大学预科以后，拼命学英文，和线装书与毛笔完全绝了缘。从圣约翰毕业到了北平，他忽然发现自己的中文不行。身为中国人而中文不通，感到羞愧已极。就是这种“知耻”之心，使他开始自学中文。这种因“知耻”而发愤苦学的心情，不但一直延续到他留学德国，而且更传至他的三位女公子和外孙儿。林家久居国外，但他的三位小姐个个都是中英文俱佳，连小外孙女王怡，一看见中国人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也会气愤地叫一声“讨厌”。

    至于他写作的爱好，他说是出于天性。他6岁时就开始以有限的字眼做文章，8岁时曾偷偷地自撰课文，到了圣约翰三年级就成了校刊的编辑主任。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就整天地写、写、写，一天不写就感到六神无主。倘若“年光倒流，儿时可再”，他相信依然要选择写作作为终身职业。

    他写作时从来不正襟危坐，伏案苦思，而是舒舒服服地半躺在那张朱红色的皮靠椅中，两脚放在面前的来漆矮桌子上，捧着一册硬面笔记簿，一页写字，一页留空白，累了就睡，醒了再写。他写作时必须喝咖啡，抽烟斗，有时半夜醒来，要喝咖啡才能睡着。躺在屋角那张单人床上抽烟斗，但从来没有烧坏过枕头和被单。

    他没有任何文人的怪癖，但为了集中精力，他平常避免教书、演讲和应酬。他承认他之所以能与世隔绝、我行我素，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卖钱。他说全世界完全能以写作为生的文人没有几个，但他表示他的生活要求并不高，住在窗明几净的高级公寓里也能写，住在时报广场附近的闹市中也能写。他所要求的只是三餐饭、烟叶和咖啡，只有写作本身才是他的最高享受。

    他成功的秘诀是，写出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一册又一册，册册新鲜，使读者百看不厌。此外就是得用功。他说全世界能写作的人很多，但肯用功、肯努力、肯钻研的人不多。他希望青年人在修养方面应学袁中郎，注意培养性灵，这样写出的东西才爱憎分明、不同流俗。关于文字，他认为一定要并通。用两种文字写作并不会造成混乱，因为用英文写作时是用英文思维，同样的题目用中文写出来就完全不一样。

    关于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他说中国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和欧洲中世纪的“学而优则僧”完全相同。他自己因为不喜欢应酬，不愿逢人拍肩膀，称兄道弟，所以不适于搞政治。但他认为文人必须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情况下才能有闲情从事创作。

    回台湾、写中文作品，是他70岁以后回台湾的两大计划。回台湾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对中国的生活情调愈增向往。摩天大厦中的寓公生活虽舒适方便，但依然喜欢偶尔推窗远望，可以在绿树丛中看到一角红墙、一座古刹。决定写中文作品，一方面是因为他希望借此与中国读者重叙旧交；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的好友——中央通讯社马星野社长的鼓励。除此之外，他还计划写一册英文的中国画论。

    谈到养生之道，他说自己有两大得意：其一是年已七十而童心未泯，其二是他有一位贤内助。他和林夫人是以一半自由恋爱、一半父母之命的方式结婚的，至今已46年，但他在谈到夫人时，面颊上依然闪烁着“罗曼蒂克”的光彩。

    这篇专访在台湾刊出后，台湾当局在字里行间读出了林语堂年届七十有叶落归根到台定居的意思，很快就通过张群和马星野与林联络，表示欢迎林先生来台定居，还答应了林在台北要一块风景好的地皮、在那里筑屋而居、编书写作的要求。

    林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作家，也是一位靠写作在美国发财的资本主义文人。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在重庆沙坪坝建起了一座小洋房，偶尔从美国回重庆住几天。如今他年届古稀，虽然是个发了财的文人，但对钢筋水泥筑成的“牢狱”生活已经厌倦，想在红墙绿瓦的东方情调中颐养天年，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台湾深知林的名字在国际上有可利用的价值，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他的要求。不幸的是台湾并不是他理想的所在，在台北住了几年，随着他在台湾故宫博物馆的女儿的自杀，老人终于黯然神伤地告别了台湾，回到香港郁郁而终。